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5-04-07 20:09:00
清明档上线、由梁朝伟和段奕宏主演的《猎狐行动》在类型上可归入警匪片，这类影片的叙事核心聚焦于正邪对决，往往通过精心设计的戏剧冲突，既展现执法者的智勇双全与坚定信念，又呈现其专业素养与人格魅力。观众对警匪片的审美期待，并不在于结局的确定性（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而在于过程中环环相扣的精彩较量，以及在这场猫鼠游戏中折射出的人性光谱。
因此，警匪片的艺术突破口正在于“过程美学”的营造。观众不仅憧憬情节的峰回路转，更希望看到突破脸谱化窠臼的角色，无论是英雄形象的多元呈现，还是反派人物的深度开掘。这意味着成功的警匪片，至少需要从三个维度为观众提供观影愉悦：情节发展的巧妙编排、动作场面的精心设置、人物形象的生动立体。以此为参照，《猎狐行动》的艺术得失便一目了然。
影像语法：速度美学的叙事动能
作为一部商业类型片，《猎狐行动》在视听语言的运用上展现出成熟的工业化水准。影片通过多线叙事的结构设计和富有动感的剪辑节奏，加上大量手持摄影带来的纪实临场感，成功构建了一个充满戏剧冲击力的经侦战场。
《猎狐行动》在叙事结构上采用三条主线并行推进的叙事手法：一方面展现猎狐小队的跨国追逃行动，另一方面呈现戴逸宸的暗盘操控，同时穿插法国警方的多方角力。导演通过娴熟的平行剪辑技巧，将看似独立的事件有机串联，例如假警察袭击与法庭对峙的交叉剪辑，就产生了令观众揪心的戏剧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在情节设计上敢于突破常规，当高小佳在法庭上陷入困境时，观众期待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并未出现。而在高潮段落中，影片将高小佳遭遇追杀、赵毅面临炸弹威胁、叶钧陷入道德两难三个场景交叉剪辑，以极具压迫感的视听语言将紧张氛围推向极致。
《猎狐行动》在类型片框架内展现了不俗的叙事功力，其伏笔埋设与情节反转的处理令人惊喜。例如，当遭陷害回国的叶钧功败垂成，看似插翅难逃的戴逸宸束手就擒之际，情节却接连上演精彩反转：狡猾的戴逸宸竟能绝处逢生，而叶钧也出人意料地重返战场。更令人称道的是，最终戴逸宸的落网竟呼应了前期高小佳暗中植入的定位病毒这一细节。这些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人意料的情节设计，既遵循了类型片的叙事规律，又突破了观众的惯性思维，展现出创作者对商业电影叙事艺术的独到理解。
《猎狐行动》还通过多组人物关系，编织了欲望与良知、情感与责任的缠斗戏码：精明干练的律师艾尔莎，最终难敌奢侈品的诱惑；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基金会主席巴斯蒂安，既被贪婪驱使步入深渊，又因恐惧试图左右逢源；而女主角高小佳则在家庭牵挂与职业使命间，展现出令人动容的抉择。这些人物的命运交织，构成了一幅当代社会的道德图景。
类型突破：警匪叙事的新维度
《猎狐行动》在类型创作上具有特殊意义。与传统刑侦题材不同，经侦警察面对的多是金融诈骗、洗钱等智能型犯罪。这类案件往往缺乏直观的动作场面，更多体现为“智力博弈”的特质。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类型表达的挑战：当犯罪分子不再持枪行凶，而是通过键盘和数字实施犯罪时，如何体现警匪片应有的戏剧强度和观赏性？
《猎狐行动》通过展现跨境追捕经济犯罪分子的全过程，不仅开拓了警匪片的新疆域，更敏锐捕捉到大数据时代、全球化金融背景下犯罪形态的演变。而且，从非法集资到跨国洗钱，这些新型犯罪手法既反映了当下经济犯罪的特征，也对警察的专业素养提出了全新要求。影片中经侦警察高小佳的形象就颇具代表性，这位既懂编程、金融，又能分析大数据的“技术型警察”，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执法者必须具备的复合型能力。这种人物设定不仅丰富了警匪片的角色谱系，更让观众看到了信息化时代执法工作的真实样貌。
同时，影片将叙事场域拓展至国际舞台，通过“海外追逃”这一设定，将戏剧冲突提升至新的维度：执法者不仅要破解复杂的金融迷局，还需应对跨国司法协作中的政治壁垒、文化差异和法律、外交风险。这种多层级的障碍设置，既叠加了主人公的行动压力，也为剧情注入了更具国际视野的时代感。
影片在类型融合上也做出了大胆尝试。创作者显然意识到，单纯依靠经济犯罪侦查的缜密推理与智性布局，难以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因而加入了大量高强度的动作场面。只是，这些颇为震撼的枪战、追逐戏份虽然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经济犯罪复杂性和跨国执法特殊性的深度探询，无形中使影片沦为平庸的动作片。
梁朝伟饰演的戴逸宸作为反派竟然拥有私人武装
因为这些动作戏，猎狐小队从经侦警察变成了战斗力出众的刑警，而反派戴逸宸不仅拥有私人武装，其犯罪手段之极端、行为模式之暴虐，已超出了经济犯罪的必要性。在影片的后半段，当故事重心转向雇佣军与警方的武力对抗时，经侦案件特有的智力对决特征被消解得无影无踪。这种商业考量与类型创新的平衡难题，恰恰折射出当下国产类型片创作面临的普遍困境：如何在保证娱乐性的同时，坚守题材的独特性和专业性。
人性光谱：正邪之间的丰富与空洞
《猎狐行动》的人物架构采用了精简的正邪对立模式：猎狐小队三人组（叶钧、高小佳、赵毅）对阵外逃经济犯戴逸宸。为丰富叙事维度，影片加入了法国警长诺埃和中国驻外参赞等辅助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被刻意淡化（主角团精通多国语言，主角与诺埃的隔阂仅用一场酒局便消弭），戏剧冲突的核心被压缩为猎狐小队与戴逸宸之间的正面搏杀。这种处理方式要求反派必须展现出超乎寻常的狡诈与狠厉，才能支撑起足够的戏剧张力。
影片通过精心设计的细节，层层递进地塑造戴逸宸这一反派形象。开场戏中，戴逸宸远程操控计算机系统戏弄猎狐小队的桥段，既展现了当代金融犯罪的智能化特征，也刻画出其精于算计、目中无人的性格特质。七年后，戴逸宸与猎狐小队在巴黎初次交锋更是凸显其两面性：表面温文尔雅、热情好客，实则暗中设局，不仅举报叶钧等人“私闯民宅”，更通过剪辑视频等手段栽赃陷害。这种表里不一的特点在他对待背叛者巴斯蒂安时达到极致，以威胁其女儿生命安全、虐杀其心爱名马等方式实施报复，将人物的残忍本性暴露无遗。
只是，影片虽然通过一系列戏剧冲突展现了戴逸宸的老谋深算与噬骨无情，但始终未能触及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我们无从知晓驱动他的究竟是纯粹的金钱欲望，还是某种更深层的心理缺失。这使得这个本可出彩的反派角色，最终仍停留在“冷血虚伪的金融罪犯”这一表层形象，未能体现真正的情感复杂性与心理深度。
影片对猎狐小队的塑造同样存在明显缺憾。虽然通过叶钧的戒烟挣扎、饮酒特长，以及赵毅对高小佳若隐若现的情愫等生活化细节试图丰富人物，但这些碎片化的呈现终究未能拼凑出立体饱满的角色形象。更令人遗憾的是，影片将两位男性警察简化为动作场面的功能载体，完全忽略了经侦警察应有的专业素养，如金融数据分析能力，经济犯罪侦查技巧等。这种对动作类型元素的过度偏重，既背离了观众对经侦题材专业性的合理期待，也使影片在类型创新层面显得进退失据。
由此可以想见，经侦题材如若想要成为警匪片突破范式的有力补充，除了解决“烧脑”与“可看”的平衡，更要从人性深处去挖掘新型金融犯罪影像化的教育意义。而这，也是警匪片与时俱进的题中之义。
原标题：《《猎狐行动》：仅仅完成警匪片的经侦类型突破就够了吗？》
栏目主编：邵岭 文字编辑：黄启哲
来源：作者：龚金平（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
